《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出版座谈会在武汉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明海英）3月12日，由武汉大学哲学院主办的、《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出版座谈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上海大学、安徽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等单位的相关学者与会，围绕《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研究内容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出版座谈会现场

本网记者明海英/摄

乾嘉学术已包含现代性要素

“中国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何时开始发生了与现代性相沟通的精神因素？亦或是中国思想根本上就没有现代性意义，只有当中国历史融入了现代世界历史以后，这一现代性才被植入？这一问题经常引起现代中国思想者的高度关怀，也引起研究中国学的世界学者的反复讨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朱承说，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呈现，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中国思想面对古今中西背景的复杂与纠结，几代学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理性思考。

从时间序列来看，朱承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与近现代中国接近的、蔚成风气的学术流派当属乾嘉学派。他表示，乾嘉学派对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古代经典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辨析、整理总结，以求真的精神、实证的方法对传统人文经典做了科学式的考据，进而延伸到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等带有科学史意义的考证，这是它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最大的贡献。

“学术界对清代学术之整体面貌的展示还远未达成基本认识，深层的认识与定位工作依然有待展开。正是在此背景下，吴根友、孙邦金等学者合著的《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出版面世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青年学者王林伟说，该书对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清代学术做出了如下的定位：对此前而言，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在哲学精神上继承了晚明以来的新人文思想，更在学术上推进了中国学术和思想的转向；对其后而言，乾嘉学术与西方传入的学术思想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的转化。简言之，乾嘉学术自身之中就已经包含了现代性的要素，其精神价值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磨灭的启示意义。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朱承在座谈会上发言

本网记者明海英/摄

为认识乾嘉学术研究提供完整图景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为我们重新理解并定位清代学术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王林伟表示，该书首先归纳了20世纪4种具有代表性的整体性阐释理路，并对各个理路的特点、不足之处一一加以揭示。其次，还关照了其他学者的零散性研究以及美国、日本汉学的相关研究，试图以披沙拣金的方式挖掘其中的亮点并予以吸收、转化。再次，在更宽广的视野内来探讨清代学术的现代价值和启示意义，探讨了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清代学术对现代中国人文学科体系之构建所发生的影响。

“该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前人的研究做了非常详细的考述，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工作对这一领域的增进之处何在。还介绍了日美汉学界的研究状况，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座谈会上，朱承表示，书中对20世纪的明清研究进行了综述和概括，比较和分析，更做了启人深思的评议，为认识近代以来的明清学术思想成果、乾嘉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完整的图景。

　　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国良在座谈会上发言

本网记者明海英/摄

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国良概括该书的特点说：

其一，系统总结分析了20世纪以来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种范式和路径。

其二，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与思想的性质、特征及其哲学方法论，以及与现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关联做深入的考察。对戴震以及乾嘉时代的道论展开专题研究，具有填补戴学研究空白的意义。

其三，把戴震的经学考据学以及语言学、音韵学等概括为语言哲学，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戴震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展开研究。从语言哲学、实证哲学的独特视角对乾嘉时代的哲学独特性做出较新颖、独特的阐发。为戴震与乾嘉学术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其四，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古典语言学、历史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为乾嘉时代提供了新的人文知识，从而对于当时的思想变革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为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接榫确立了科学基础。

其五，本书论述了乾嘉学术从经学传统开出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诸人文知识门类，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提供了自己民族的特定文化土壤，以新的方式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理路。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司马朝军在座谈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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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清代无哲学”的偏见

“该书打破了曾在学术界长期流行的‘清代无哲学’的偏见，提出了以戴震与章学诚为代表的‘道论”思想，并视其为内在于清儒学术运动中的形而上追求。”王林伟说，该书提出了人文实证主义的主张，并将其视为清儒治学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且由此进一步阐明古典人文知识在清代的增长。简言之，该书试图从人文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为清代学术的发展构建出一套知识的谱系学。这套知识谱系学中包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乃至天文历算、地理沿革等等。两者之中，前者为清代学术提供的新的思想视野，而后者则是其所提供的新的知识视野。

“从人文实证主义的角度来考察清代的知识视野，这是该书的洞见所在。事实上，通过该书所做的一些个案分析，以乾嘉学术为顶峰的清代学术对于中国现代知识谱系（尤其是诸人文科学）的构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林伟说，我们不仅需要考察这套知识谱系自身的独特性，更要进一步探明其存在论的根源、历史发展的根源，亦即该知识谱系根源于什么样的实情，该实情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这种实情被探究清楚了，那么我们就能够够对古代学术的根源和内部机制做出系统而祥明的阐释，就能够继承、推进乃至超越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由此进一步，我们可以将其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知识谱系加以比照，探索其间的差异以及融通的可能性，从而在最深广的意义上实现东西文化的融会。如果这项工作能得到真切的开展，未来世界的知识谱系结构可能会有不同情形的发展。

“本书论证了乾嘉时代以道论为自己时代的哲学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自己时代的哲学方法论，从而形成了与宋明理学迥然有别的时代哲学特征。又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重新评价了乾嘉时代的语文学和历史考据学的研究成绩，从而在新的学术视野里考察了中国学术如何摆脱经学传统。”王国良表示，本书论述，乾嘉学术从经学传统开出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诸人文知识门类，从而摆脱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专门化，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提供了自己民族的特定文化土壤，这一论断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范式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转化的内在理路。

此外，王国良认为，本书详细论证了，乾嘉学术所开创的“以知识说经”的范式虽然没有达到瓦解“经学”统一性的高度，但为经学的自我解体提供了学术的铺垫，乃至到了清末民初时期，传统的小学与西方传来的语言学结合在一起，乾嘉以还的“考据学”就逐渐演变成现代学术中的历史学、语言学等带有学科性质的专门学问了。因此，传统经学的瓦解不仅仅因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外部力量冲击的结果，也与乾嘉以降中国学术内部的“以知识说经方式”的自我演变历史密切相关。这些研究成果必定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深化当代中国人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的理解。

　　

武汉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乐恒在发言

本网记者明海英/摄

实现了乾嘉学派与现代性的“双重回向”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清晰完整地向读者呈现了乾嘉学派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而精微的关系，通过乾嘉学派自身历史呈现，后世对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实现了乾嘉学派与现代性之间的‘双重回向’。”朱承表示。

这里提到的“双重回向”，在朱承看来，是对象之间的相互回归与转向，或者说对象之间相互阐发，是一种思想阐释的重要方法。他表示，在学术研究上，阐发古今思想之间的“双重回向”，既能实现“古”的现代价值，又能为“今”寻找到精神渊源，实现跨越时空的思想整合。

“以现代性的学术精神、语言范式、方法论表述对乾嘉学派做了理论的重构，同时又用尊重乾嘉学派的思想和学术传统为现代性的价值张目，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双重回向’。”朱承认为，这种“双重回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现代学人研究乾嘉学术的范式本身所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中现代性因素的认识。

第二，乾嘉学派中具体人物与思想、学术所蕴含的现代性学术基因。书中用形而上学追求、语言哲学、人文实证主义、历史还原主义、历史哲学等一系列现代性概念对乾嘉学派进行了新的学术和思想定位，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寻定了根芽所在。

第三，乾嘉学术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变化，同时，还融入了世界的潮流。书中对于乾嘉学术的考察，没有囿于传统的文史考据，而是把乾嘉学术放到世界思想历史平台上予以审视，从而既使得乾嘉学术与现代性价值之间有所沟通，又以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来论证多元现代性的可能。这种方法，对于回应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无疑具有建设性意义。这就是，既不以古非今，又不以今抑古；既不以中非西，又不以西抑中，展现了恢宏大气的哲学史观。

朱承认为，《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通过“双重回向”的反复探问和比较，从现代性视野对乾嘉学术做了全面而新颖的重新梳理，为乾嘉学术在现代思想学术上继续发挥价值做了正名，同时也为中国本土学术思想的现代性寻找到依据，还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赋予了世界性的意义，从而为我们理解乾嘉学术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面性、确定性的论证。

　　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根友致答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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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王林伟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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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孙汉生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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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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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书籍图片

本网记者明海英/摄

　　大梦荐书

　　

　　吴根友孙邦金等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本书探究了乾嘉时代哲学的统一性——道论思想、从语言哲学角度研究戴震的哲学思想、尝试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知识论角度考察乾嘉时代语文学、指出“人文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及其哲学方法论是乾嘉时代的哲学根本方法、指出乾嘉学术从传统学术的内部导致了经学传统的解体，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创新，整个研究成果已是自成一家之说，有重大的学术创新价值与较多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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